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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对世俗迷信也作了批判。他指出根本无法通过卜筮预知吉凶，因为卜筮的结果可随意解释。雩祭求雨，百无一用，因为阴阳变化有它自己的变化规律。禳灾、祭祀、巫祝这些做法并没什么意义，祭祀仅可作为纪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当然，王充对神学的批判还不够彻底。他主张“神道设教”，赞同保留某些宗教仪式，在《感虚》、《商虫》等篇中，还明显带有天人感应神秘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

性命论

既然人和物都是由气而生，那么为什么人和物有差别，庶民和王侯也不一样呢？那是因为人有性和命。

在人性论方面，王充不赞同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相混论。他将人按照品德高下分成三类，认为中等以上的人性是善的，中等以下的人性是恶的，中等的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说性无善恶，就像说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荒唐。他认为人性与人才一样，极好的（善）和极差的（恶）很难改变，而中人之性是易于改变的。改变人性的手段是教化。他举例说，文吏自幼习笔墨，不闻仁义之语，长大为吏，徇私害民，舞文弄法，但他们不都是具有恶的人性，所以为恶是因为所学习的东西违背了圣人之教。《率性》篇说，性恶的人心就像木石一样，但木石尚可为人所用，何况人心并不是木石呢？总的看来，王充承认人性均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尽管王充曾说过天生的极善极恶的人是不可改造的，但一般而言，教育和学习还是可以改变人性的。

《论衡》中多处谈到命，但凡人的寿夭、贫富、贵贱、吉凶皆归结为命。人的寿命为什么有长短之别？王充说禀得坚强之性者，气丰厚而身体强健，寿命就长；禀得软弱之性者，气单薄而体质羸弱，寿命就短，这就是“寿夭之命”。人的贵贱贫富又是什么决定的呢？《论衡·命义》篇说：“天布施元气而众星布施精气，众星之气包含在天施的元气之中，众星尊卑大小不同，所施精气也随之不同，于是得高贵之气则高贵，得低贱之气则低贱。”王充将人的一切差别皆归结为所禀元气的不同，这样做过于简单。当他用气说明人的自然属性时，多少带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当他用气说明人的社会属性时，得出与神学命定论近似的结论，便不能不陷入神秘主义的窘境。

王充认为，人的性与命都禀气而生，但它们却有质的区别。《命义》篇说：“性决定人的操行善恶；命决定人的祸福吉凶。有的人行善得祸，是因为性恶而命吉。性有善恶，命有吉凶，二者不能混淆。性可以通过学习改变，而命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也不可逃避的。”王充要人们听从命运的摆布，放弃任何主观努力，这种消极的思想是不可取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又可以发现王充命定论思想的积极方面：王充是从无神论观念出发，为驳斥神学目的论而阐扬元气命定论的。神学迷信认为，品德善恶引起了人的贵贱贫富、寿命长短等，这是上天根据人的德行对人的赏罚。由此推之，必得如下结论：积德行善便可富贵长命；作恶缺德必然贫贱早夭。但现实证明并非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就曾列举与此结论矛盾的现象，王充在《命义篇》中对此作了更加详尽的批判，在他看来，神学家们提出的上天扬善抑恶、赏善罚恶之说，根本难以立足。他找不到批判的武器，不得不用气的命定论代替神学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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