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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观朴素的水平上，他意识到认识不能仅局限于感性认识的阶段，但却不能正确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更看不到人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他的认识论存在形而上学的缺陷，甚至由此向不可知论发展。

历史观

汉代的儒生大都厚古薄今，他们认为古人身高命长，今人个小命短；古人朴实易教化，而今人浅薄难治理。也就是说，无论从体质还是道德上讲，人类都在退化。王充反对这种说法。在《论衡·齐世》篇说古人今人都是禀受元气而生成，“元气纯和，古今不异”，人的形体怎么会有不同呢？王充认为人的体质没有退化，道德同样不会沦丧。有人见古人茹毛饮血，后人饮井食粟；又见古人岩居穴处，穿禽兽之皮，后世居于宫室，以布帛为衣，便说古人质朴。王充认为这恰恰是历史的进步，崇古论者所称道的是古代的落后状况，菲薄的是进步文明。王充尖锐批评了尊崇唐虞三代，鄙视当今社会的思想，认为两汉胜过了周代，其根据是，汉代的疆域比周大得多；经济比周发达，“以盘石为沃田”；社会秩序稳定，“四海混一，天下安宁”；周边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到汉代都接受了先进文化。这些基本上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

古代学者大都信奉英雄史观，认为圣君贤臣的存在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王充予以反驳，说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时势，不决定于人君的贤愚。王充力图用自然的原因说明社会的安危、国家的兴衰，从而否定了当时盛行的圣贤决定社会兴衰的英雄史观，这样他就由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不能揭示社会治乱的规律。

王充在世时，他的著作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仅在东南吴会一带流传。后来传到中原地区，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经蔡邕、王朗盛赞，《论衡》得以在中原地区流传，并以异书、奇书的形象受到学者青睐。《论衡》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论衡》改变了东汉后期的学术风气。王充的时代，神学经学已经走了下坡路，王充的《论衡》像一把利刃，刺中了神学经学的要害，引发了学术界批判神学经学的倾向，蔡邕引《论衡》作为谈论的依据，王郎称只有读此书人才能长进，可见当时学者普遍厌弃神学，对异端思想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孔融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中，出则离矣。”这种言论明显是受《论衡·物势》篇“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之说的影响。类似这样的“非礼” 的言论后来越来越多。至魏晋时遂发展为蔑视名教、轻慢礼法的社会思潮。王充开汉代思想批判的风气，后来王符、仲长统继承此学风，转向政治批判。王充真可谓东汉社会批判思想的开创者。《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韩愈并称他们三人为三贤，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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