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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攻守西域

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北匈奴与车师连续侵入河西地区，议论此事的官员主张重新关闭玉门关和阳关，断绝与西域的联系，以绝外患。敦煌太守张上书说：“我在京城之时，也曾主张放弃西域，而现在亲自踏上这块土地，才知道如果这么做了，河西地区也就危险了。我谨献上有关西域的上中下三策：北匈奴呼衍王常常辗转来往于蒲类海和秦海之间，控制西域地区，率领西域各国一起侵略汉朝。现在可以将酒泉属国的部队二千余人集合到昆仑塞，先去围攻呼衍王，除去祸根，马上征调鄯善国军队五千人威胁车师后国，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出兵，可以设置军司马，领兵五百人，从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供给犁、牛、粮食，出塞进据柳中，这是中策。如果还不行，那么就应放弃交河城，收揽鄯善等友好国家的人民，让他们全部避入塞内。这是下策。”朝廷让群臣讨论张的建议。陈忠上书说：“西域归心汉朝已有很长时间，许多国家热诚地向往东方，到边关探询请求，这都证明他们不满匈奴、仰慕汉朝。如今北匈奴已经打败了车师，肯定会向南进攻鄯善。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他们只好投靠匈奴了。要是这样，那么北匈奴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胆量就会越来越大，威势逼近南羌地区，并与之勾结，我们的河西四郡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河西地区如果危险，必须前去救援，那么就要征发百倍的徭役，动用无数的资财了。讨论这件事的人，只考虑到西域是如何的遥远，担忧这一地区花销巨大，却忽视孝武皇帝苦心操劳的目的。眼下敦煌孤立危险，从远方向朝廷告急，若不给予帮助，对内无法安慰官吏和百姓，对外无法向各异族示威，一定会削减自己的领土，这不是好计策。我以为应当在敦煌设立校尉，并且按惯例在河西四郡增派驻军，来镇抚四方各国。”安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重新将班勇任命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出塞，在柳中驻扎。

第二年正月，班勇抵达楼兰，因为鄯善归顺汉朝，班勇被朝廷特加三绶以示奖励。但是龟兹王白英还在犹豫不决，班勇以汉室的恩威加以开导后，白英率领姑墨、温宿绑起自己到班勇处投降。班勇于是集合他的步兵骑兵万余人到车师前王那里，从伊和谷将匈奴伊蠡王赶跑了，并且俘虏了前部的五千余人，于是又控制了前部。收兵之后，于柳中一边防守，一边种田。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班勇集合敦煌、酒泉、张掖六千骑兵，联合鄯善、车师前部、疏勒兵攻打后部王军就，结果大胜他们，俘杀八千多人，抢夺马畜五万多头。军就和匈奴持节使者被抓到，押到索班死的地方斩了头，首级被传送到京师，班勇终替索班报仇雪耻。永建元年（公元126年），改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做王。班勇又派另一将校杀了东且弥王，也另立了新王，至此车师六国被平定。

同年冬天，班勇调集各国士兵攻打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脱，他的部下二万余人投降。班勇又活捉了单于的堂兄，命加特奴将其杀掉，此举加深了车师与匈奴的仇隙。北单于自己率领万余骑兵进入车师后部，行至金且谷，班勇派假司马曹俊快马去救援。单于退走，曹俊追斩他的贵人骨都侯，在这之后呼衍王就迁居到枯梧河。从此以后，匈奴在车师消失，城郭也很安定，只有焉耆王元孟还未归顺。

第二年（公元127年），班勇上书请求攻打元孟，于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带领河西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班勇率领各国兵四万余人，分两路出击。班勇从南道走，张朗从北道走，商定日期会师焉耆。但张朗先有罪在身，想立功赎罪，就先赶到爵离关，派司马带兵打前站，俘获敌人二千余人。元孟担心被杀，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直接到了焉耆，受降后就回去了。元孟竟不肯亲自投降，仅派儿子到朝廷进贡。张朗由此得以赦免死罪，班勇因为没有如期赶到，被判罪下狱，但不久即被释放，最后老死在家中。

自此以后，西域诸国再次内附，但乌孙及葱岭以西的国家与汉朝断绝了关系。东汉在中亚再无势力了，其活动范围仅限于葱岭以东的地区。同时，东汉在西域亦不再设置都护，仅派遣长史，其声威远不及班超时代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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