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因为鲍超羞辱淮军，加之有意袒护刘铭传，遂按刘铭传奏折上奏，以至于清廷严旨斥责鲍超：“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鲍超原以为“功高，冀邀褒奖为荣”，根本没想到会受此严责。因此抑郁成疾，心灰意冷，回乡养病。霆军也被编遣，所部三十二营只留十四营，由唐仁廉统带，纳入淮军体系。

李鸿章对这件事的处理，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领导来讲，是有义务罩着忠于自己的部下的。如果一个领导不能代表和维护自己部下的利益，那就只能让部下寒心，也换不来部下死心塌地的追随。

作为政治手段，李鸿章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李鸿章的这种有意偏袒，不仅为淮军保住了颜面，同时也保住了刘铭传，为自己保住了一条臂膀。

3.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常人如此，更何况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一定做到底的人。

从到上海雇用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人组成的“常胜军”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为“磨难星”。他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后来，“常胜军”统帅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九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鸿章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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