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显然没有李鸿章油滑，在曾国藩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死结：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只要求和，不管答应外国什么条件，都会遭到主战派的反对。

而作为受害方的外国列强，一个个恃强凌弱，若公平处理，他们都会觉得吃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针对当时的形势，曾国藩决定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做出赔偿，最好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在曾国藩处理之前，李鸿章曾经给曾国藩写信说，“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但曾国藩觉得这样有悖于自己“待人以诚”的原则，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抓人，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十五人、军流徒刑二十一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做处理。朝廷对曾国藩的奏折表示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只好把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五人，军徒二十五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当然杀了人、烧了屋，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五十万两。

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处理意见一出来，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当作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坏，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朝廷官员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亲王奕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致表示愤慨，他们认为应与洋人拼争到底，乃至血战不止。

曾国藩办案不力，又引起公愤。李鸿章临时受命，接替曾国藩紧急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采取了与曾国藩不同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国内、国外双方都满意，这看起来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李鸿章可以。

李鸿章首先从一些细节入手，力求把清朝方面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尽量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主要条件后，李鸿章主张不必事事迁就。例如，清政府屈从于法国公使的无理要求，给予四十六万两白银的赔款，当李鸿章知道其中的二十五万两是给丰大业及男女教士的抚恤银时，便提醒清政府：“唯万国通行事例，既准抵命，即不再给抚恤银，即中国各省历办成案，从无抵偿外另给抚恤银者。”

另外，清政府为了讨好外国侵略者，命令各省将处理天津教案的告示到处张贴，晓谕城乡知道，李鸿章对此也不以为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非地方官所能势迫刑驱，亦非各公使所能惬心，……何必逼令大张晓谕，徒启绅民之怨谤，追寻往日之衅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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