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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县知县陈铨以上司沈作朋转交的盗犯供词为凭,遂不再追问盗犯,反而认定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于是侦办方向集中在严厉追究事主李作椇及保正袁正芳,先掌括威吓,继之罚两人长跪。李作椇牙齿被打落,袁正芳跪链膝盖受伤至骨,两人都难以忍受刑求,在胁迫诱骗之下,只好承认逼供诬告。盗犯又借机诬告差役在搜索其住家之时,曾窃取银七十四两。根据清律衙役犯赃十两以上,本官有失察觉者革职,由此可以定赵泰交革职之罪。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总督爱必达亲自审问,赵泰交认罪。昔日盗犯反而成为官僚倾轧下受到保护的受害者,无罪开释。经巡抚周琬亲自审讯,由按察使沈作朋会同原布政使亢保,题参归州知州内大小官员、吏目与差役,转报总督审题。于是赵泰交被题参流放,吏目夏念祖,州役宋明、胡贤、邓珍徒刑,事主李作椇、保正袁正芳充军,州役周四杖刑。
清律严苛,地方官吏必须在时限内侦办盗案、刑案,否者受罚。官僚相护是官场伦理,必要时牺牲平民是官场一般处理案件的方式。反观本案却是相反,盗犯利用官僚之间的矛盾,死里求生。而且在复审时利用地方官违法失职情节,不但翻供,而且诬告地方役吏在搜索时窃取其家中银两,写下奸民铤而走险、官民斗法的惊险一章。
结果本案之演变,完全不符合官场之内相互袒护、利益相依的传统;而是地方官僚内部倾轧,公报私仇,产生官场冤案。此一案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幕宾、吏目、衙役,地方官僚体系内各层级成员均牵涉在内。按察使沈作朋一手遮天,影响总督爱必达的判断,固为罪魁祸首,地方官探问上司口气侦办案件,在本案中也有充分的表现。而若非张氏兄弟贼心不改犯下续案,归州受诬陷官僚及地方人士可能就此沉冤莫白。
张红顺兄弟开释之后,心中暗自得意,玩弄了一批昏庸官吏,遂以为其智慧超越司法之上,又谋划了第二盗案。时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届时,新任知州秦爃于人赃俱获后,审出李作椇家盗案及赵启贤家一案,张氏兄弟俱为正贼,并非冤枉。总督爱必达、继任巡抚汤聘命新任按察使高诚委托武昌知府锡占审理(原按察使沈作朋已经升任布政使)。另一方面,则拘押嫌犯在监,一搁就是将近一年,不审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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