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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金川途中）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以前则置若罔闻，从不提及，迟之许久才突然翻起老账来。大家不妨想想，还有什么，是皇上始终隐忍，未曾说出的呢？

不久之后皇上又说：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

最后，终于把讷亲处死。

数十年后，嘉庆皇帝东巡返途，几位休致大臣迎驾夷齐庙，皇帝对前任军机章京吴熊光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蹕过之，其风景诚无匹。”吴熊光对曰：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

《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其“坟堆”、“粪船”两语，即引述故相讷亲奏疏所言。如此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岂不可疑？

可见讷亲说不定早就得罪了皇上，甚至可谓其已蹈“取死之道”。面对金川的战事，讷亲和后来的傅恒不一样，他并非是主动要求“上前线”的。其间还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就不好猜测了。

关于吴熊光，还要多说几句。乾隆皇帝后来在《知过论》中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事隔多年，吴熊光谏阻仁宗南巡时，即说出这一番话，最后说：“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76页）。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如此看来，这种说法就不无可疑。由于种种原因，近年以来，“南巡”与“西师”一起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也难免其“国家主义历史学”之讥。

至于讷亲的“悲剧”都是些什么，他到底何时、因为什么开罪了皇上，我并没有给予归纳总结——这大约也符合传统史书的写法——大家尽可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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