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借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是古人错了吗

我那篇从清史解读当代改革的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问：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耕土地？

我的回答，可谓直截了当：

“有！当然还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几年有同人批评说，康熙、乾隆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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