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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曾绝望过两次,自杀了两次,活过来后,立即就精神百倍,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办团练,有人讥讽我,用各种方法对付我,我忍辱负重,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湘军,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说,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没有赏我,我也没有抱怨(扯淡);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皇上也没有赏我,我更无抱怨(更扯);现在,我被皇上扔在家里,我平静如水(太扯了),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无可无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可真够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来。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有道)这个平台后,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天下一乱,大事不妙,赶紧躲起来。
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他心怀天下,似乎还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经过反思后,他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这是朴素辩证法。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归根结底,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国藩说,从今以后,我要大变身,常见得自己不是,常见得别人的优点。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条,必须要圆滑。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是因为他不懂官场。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不合群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在这个场子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绝不可以致良知,谁致谁死。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就没有给他。有人问蔡京,为何不给他官。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没有这回事!
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还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
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对人无限感慨地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也就是说,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只要会做官,官官相护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
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凤凰涅槃、雄鹰砸啄时,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凤凰和雄鹰的苦楚?
重生之后是光辉,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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