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复本位”制。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的困境。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闲民”和众多改业的现象。[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生业甚少”，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13]乾隆三年上谕：“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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