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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

[3] 据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美国学者诺斯(North)也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

第一章一节。

[4]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第八章二节;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参见《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页172。

[5] 据吴承明估计,江南棉区每年产布约4500万匹。但他所计入的地区只有松江、常熟、无锡等,而遗漏了太仓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门厅各属及苏州、常州二府的多数州县,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60。又,“小土布”是徐新吾先生坚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6] 参见《石渠余纪》卷3《纪矿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7] 以上参见韦庆远、鲁素:“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13~1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页454。

[8]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

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 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理财门》。

[10] 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贵州“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广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浙江“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广西“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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