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政以来，一直以施行“仁政”而自居自傲，以“民”及“贫民”为其救济和赈济的目标。但“民”一旦拉近距离，似乎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形象上也不那么“可爱”了。

果然，不久就有严重的冒赈现象被揭发出来。八年三月，钦差大学士陈世倌奏删汰上江冒赈情形：凤阳府属汰大口二万三千九百余口，小口一万三千三百余口；颍州府属汰大口六千四百余口，小口四千三百余口；泗州并所属汰大口一千九百余口，小口四百余口。共大小五万余口。

随即，闹事的矛头又指向了“富户”人家。八年五月己酉谕：

周急之道，出于义举。百姓众多，良顽不一。若出示晓谕，勒令蠲粜，则奸民视为官法所宜然，稍不如意，即存攘夺之心，其风断不可长。

近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多有此等案件。夫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而借赒恤以行强，尤属刁恶不法。

其后，闻得江西地方，米价昂贵，奸民屡有聚众抢夺之事。六月癸酉，谕：朕观近日各省督抚，见朕加恩百姓，于地方一切事务，凡有可邀民誉者，一概丐恩请宽请免，以见其为民请命之意。

十月乙亥，因迩来福建辱官殴差之事，源源有之，上谕：朕细察其故，大抵因州县官姑息养奸，每遇恶棍不法等事，辄私自寝息，以图省事，并不申报上官。而上官又复苟且消弭，不行究诘。养痈贻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若两者俱失，则何以厚民生，肃吏治，挽薄俗，救颓风？

乾隆十年九月丁丑，礼部侍郎秦蕙田奏：近日奸民慢抗官长，有因地方偏灾，发赈稍迟，即抢夺村市，喧闹公堂者。而无识之州县，恐地方滋事，曲意优容。又或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其士民涉讼事件，或不明究是非，故直乡民而不直绅士。若此之类，皆足以长刁风。

十月己酉，有人奏称，近日民骄之处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赈济。赴工者领帑到手，私自潜逃；望赈者一有不得，哄堂闹市，因谕军机大臣等：

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办理未善……如散赈一事，被灾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声誉，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数，虚为慰藉。愚民无知，信为实然。迨地方按例查办，绝不如前，而哄闹之端起。

又或被灾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实时申报，以致民情惶怖，而哄闹之端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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