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26]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28]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29]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31]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32]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34]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35]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36]

著停止进呈经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38]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39]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40]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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