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耀邦与中组部同志的这些举动，都一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上文谈过：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曾找耀邦与陈野苹谈过话。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做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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