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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这个重大错案是：1958年，在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上，全总主席团委员董昕和王榕、八届执委陈用文和杜存训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各项活动；工会要反映职工疾苦，支持群众的合理正当的意见与要求，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等。

毫无疑义，这些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断然指责这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整风会议之后举行的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上，有人又根据这一错误批判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撤销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陈用文的全总八届执委和主席团委员职务、杜存训的全总八届执委职务。决议还要求各地工会系统，根据全总整风会议精神，开展“拔白旗”运动，使全国各级工会有同样意见和主张的大批干部受到了批判，有的还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受到了组织处分。如此种种的倒行逆施，严重挫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又利用这一错案，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会工作说成是“黑线统治”，大搞“砸烂旧工会”，给全国工会工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1979年秋天，全国总工会九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批准，宣布为董昕、王榕、陈用文、杜存训等同志恢复名誉；各地工会对所有被株连批判和受到处分的同志，也随之一律予以复查纠正，解除了压在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头上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帽子。

不久，中共文化部党组为所谓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谓“二流堂”?

说来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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