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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朱秀玲教授。她白发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沈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搞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沈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母女不无惋惜地说,19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后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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