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朱秀玲教授。她白发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沈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搞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沈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母女不无惋惜地说，19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后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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