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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月25日，中断了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一百八十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五十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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