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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前，在周扬的主持下，“谈谈”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童大林一人外，李之琏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惟有童大林，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童大林的“检查”刚说完，周扬就站起来叫好。他认为童大林这样的检查“干脆”、“痛快”，“我就喜欢这样的态度”，要李之琏等人都学习童大林。

从此，周扬就把童大林当做揭批李之琏等人的积极分子。童大林从党委会议记录中，找出谁个在丁、陈问题上说过这样那样的话，都分别当做李之琏等人的“错误”证据。尽管李之琏他们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只因谁也不肯像童大林那样说“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还被说成相互包庇，毫不揭发，形成了“负隅顽抗的小集团”。

于是在陆定一的支持下，批判会逐步扩大，从十几人到几十人、几百人。“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就与“八大”二次会议穿插着开——“八大”二次开会，李之琏等几个代表就去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八大”休会，周扬就又主持开会批判李之琏等人；“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中宣部的这种批判会则继续开。大小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8月中旬，召开了所有宣传文教部门上千名党员骨干参加的宣布处理结果的大会。

在批判揭发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说，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他曾问过李之琏：在全国文艺界，还有谁参加中央委员会比周扬更合适?李之琏遂和他谈了对周扬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这种揭发，立即引起周扬的全神关注，也引起与会群众的兴趣，一个劲地要李之琏交代对周扬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这时就向周扬检举李之琏在河南会议上，就丁玲等人问题的处理，提过对周扬的意见，说李之琏在“八大”为丁玲翻案。

这等于给追究李之琏与周扬之间关系的浪潮加刮了台风，随之李之琏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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