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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南半球,在布里斯本从容漫游,到雪梨访亲问友。当我在黄金海岸仰望蓝天,当我骑马穿行东澳的草原森林时,我有飘然若仙之感,这裡是天涯海角,抑或是人间乐园?当我透过饭店的玻璃窗凝望雨中的街景时,我想起毛姆笔下的异国风情,眼前浮现出高更隐逸后的奇异色彩。那时候,点点滴滴美丽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丝丝缕缕爬上心田的情绪,竟然是我那遥远的故乡,日渐远去的童年回忆,青春岁月,连带著故国山河的旧创和顽强的生命。人生若旅,我彷彿行走到半生的尽头?
澳洲归来后,家父敦促我去巴黎、伦敦,说那才是近现代欧洲文明的中心;友人劝诱我去纽约、芝加哥,说那才是当今文明的尖顶。然而,此时此地的我,心已另有所繫。多年来的东西南北,岁月长久的飘来游去,我心中总是无根,我感到失去自我的仿徨。当种种新奇浮华消退以后,一种质朴的返祖归根的情绪由我心底浸润开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幼小熟读成诵的〈归去来辞〉响起,陶公高远明澈,冥冥中引领我脱出迷津。
「悟以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我有所领悟。我欲回归中土,我欲呼唤祖灵,我欲沟通古今,我要以有限的生命,作文化和人生的归结。情思涌动之下,我萌发一种终生之志:将已经活在我心中的一段历史,即秦汉帝国的历史,作复活型的叙述。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繫,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悉。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著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著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形式,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越,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包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于笔记和通史的体裁来表现。长久苦痛之馀,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寻求。
历史学的本源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史实的叙事。司马迁一部《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重读《史记》,在确认史实可靠之馀,再次感歎太史公叙事之良美,思虑之周详。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正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我获得又一种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
黄仁宇先生的《万曆十五年》,是当代史学中一朵光彩异放的奇葩。黄先生用一种崭新的文体,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开启了一代新风。一九八○年代,我初读《万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时过境迁,我重温《万曆十五年》,仔细体味之下,感悟到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一种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
秦汉帝国的历史,古来依靠的是文献史料。这些年来,得益于数量庞大的考古发掘,新出土的史料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传世文献,结合新旧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已经重新改写了历史。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复活历史的根据,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检之下,使我想到发掘报告书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秦汉时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数百年间亿万人生活过的历史,所留下的文献遗物,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常常感歎,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孤舟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所能知道的古史,不过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雾。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繫。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莉丝蒂笔下的白罗。
我读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感慨于作者作为史家的博学多识和他高超的表现技巧。我读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他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写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当我读完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叙述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十二册大著《罗马人的故事》后,我明白秦汉帝国的宏大历史画卷,需要连续系列的形式。法布尔的《昆虫记》我是小时候读过的,重新浏览之馀,我记下了一条笔记:「《昆虫记》以科学报告为材料,以散文形式写出,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内容以昆虫学为基础,掺入观察叙述,往事回忆,理论性议论,经历讲述等,可谓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值得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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