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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达赖喇嘛实际上只是一个名号尊崇﹑高高在上的傀儡，被摄政挟其作为号令全藏的护身符。摄政不具有达赖喇嘛的无上权威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围绕着这个位置就会有激烈﹑残酷的争夺。为了使自己“合法”和地位稳固，选择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这个靠山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要赢得朝廷的信任与支持，就要尽量表示自己的忠顺，表示对驻藏大臣的谦恭﹑服从。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没有什么主权好讲了。事实是，五世达赖以后，只有十三世达赖掌权的那38 年，才有机会跟朝廷分庭抗礼。
十三世达赖谋求独立
十三世达赖喇嘛个性很强，久有脱离中国而自立的念头，只是清王朝对他仍有相当的慑服力，一直不敢公然相抗。清王朝倒台，趁着全国各省“独立”之风，西藏也宣布“独立”。达赖喇嘛并于民国二年派人与同时独立的外蒙签订了《蒙藏条约》﹕“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而后，又派人赴印度出席西姆拉会议，英国﹑中国﹑西藏三方代表在条约草案上签字，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事后，中国政府不予承认，总统袁世凯电令中国代表不得在正约上签字，惟英藏两方得以签字。西藏事实上独立，只是法理上仍为中国的附属国。接着，达赖喇嘛在英国人的支持协助下扩建藏军，建立军官学校，印行藏币﹑邮票，还向英国派遣﹙四名﹚留学生，考察英殖民地印度，推行新政，如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还试种茶叶，为有朝一日彻底脱离中国积极准备。但他毕竟还不到火候，不敢与中国彻底翻脸。他是想藉助英国力量和中国抗衡，伺机赢得西藏的完整主权。192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达赖喇嘛互派官员，取得联系。达赖承认，英国对于他确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他只是虚与周旋而已。还答应，当竭力选派青年数人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希望政府支持西藏一些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
不难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中国政府，基本上也是“虚与周旋而已”。脱离不脱离中国，什么时候脱离，内心十分矛盾，而采取“骑墙政策”。早在他刚结束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拉萨的1912 年，与部属讨论西藏前途，就感觉左右都为难。结论是，与任一强国为友，而依附之，不轻舍此就彼。这时，如果他下决心断绝跟中国的关系，中国﹑西藏的历史与版图或将改写。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直到1933 年去世，全藏政教大权重又落到摄政手中。
国民党员摄政修行酿祸
这位摄政就是热振呼图克图，他是一位亲中国的高级喇嘛，国民党员，1943 年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西藏不但没有进一步脱离中国，反而跟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起来。噶厦政府向中国承认“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1934 年起，民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处。办事处比起清朝驻藏大臣权力小多了，而且英国同样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两个办事处之间互相监视﹑较劲。1941 年，热振提出退休三年，潜心修行，把权力交给他的师傅﹑地位不高又年过七旬的大札佛，为三年后重掌政权留下后路。不料三年后大札佛不肯交出权力，从而引发“热振事变”。热振惨败，于1947 年5 月被勒毙在狱中。如果热振不退休或复辟成功，西藏的主权问题也许至今不会再有什么争议。传热振在审讯大会上，回答“何以西藏要亲中国”的质询，他说﹕“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1904 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款，概由中国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了西藏的身。”平心而论，热振的说词还是有些良心的。而热振既死，是西藏脱离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年，噶厦派商务代表团持自己印制的西藏护照，赴英﹑美﹑法﹑瑞士﹑意﹑印度等国考察，在美国受到副总统接见。1949 年7 月8 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派驻西藏的办事处遭到驱逐。但是，西藏的国家地位终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
中国以班禅制衡达赖
相对于达赖，“在野”的班禅是彻底的亲中国派，也是历代中国政府用以对付﹑制衡达赖所预备的一张王牌。班禅也有自己的封地﹙后藏﹚及政府班子，只是远不及达赖权势遍及全藏，因此在政治上较倾向于中央政府。
谁都知道，班禅在西藏的地位仅次于达赖，有“达赖是太阳，班禅是月亮”之誉。他们是互为师徒﹑亲如父子的关系﹕四世班禅是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达赖是五世班禅之师，五世班禅是六世﹑七世达赖之师，七世达赖是六世班禅之师，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之师，八世达赖是七世班禅之师，七世班禅是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是十三世达赖之师，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之师。问题就出在对二十世纪西藏命运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对师徒，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上：他们失和了。
达赖的精神领袖地位本来就略高，又是掌权者，更是该任班禅之师，于是拉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恰逢西藏的多事之秋，达赖早怀脱离中国之意，清廷知悉，竟生以班禅取代达赖统治西藏之念。两次革去达赖名号，都要班禅赴拉萨就任。第一次班禅不敢从命，他当时只有21 岁，借故推掉了。第二次倒是到了拉萨，犒赏入藏的川军，主持藏务，但仍不敢接受藏王的职务，没多久就返回自己的札什伦布寺。达赖回藏复位后，赏罚恩叛，恶班禅乘己之危僭位，罚银四万两。噶厦亦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一领导，也就是“月亮服从太阳”。1923 年11 月，手下几位重要大臣被拉萨召去扣押入狱﹑深感恐惧的班禅终于出逃，达赖电令藏军千余人追截未成。1929 年，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1931 年，班禅亲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并提案要求恢复其对后藏行政权，随后班禅正式受国民政府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12 万元。这样，达赖的独立意图，受到极大的牵制。没有同时受到册封的达赖及噶厦极为不满，令西藏住南京办事处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点要求﹕一，收回班禅封号﹔二，没收班禅的军火﹔三，取消班禅的俸银﹔四，裁撤班禅驻各地的办公处。同时发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大会反对班禅的宣言。宣言不便明言班禅投靠中国政府之罪，只说他如何不如达赖地位崇高，如何残暴，如何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如何从未与闻政教两方面事权，等等，誓言“非达目的不止也”。其中的矛盾是﹕既然从未与闻政教事权，他又怎么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呢﹖班禅方面亦针锋相对，公开列举达赖“十大罪状”﹕无非是驱逐汉人，勾结英俄，阻隔中藏交通，背叛中国之类。班禅还宣称，自清干隆时设驻藏大臣，“上自达赖班禅之掣瓶转世，下至噶布伦等之选拔任免，均须经由驻藏大臣奏准政府，然后实行。从此以后，西藏即为中国版图之一部，而外人谓西藏非中国所有者，均系强词夺理，造谣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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