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急速膨胀的队伍无法为日见萎缩的发表园地所容纳。那些急于想得到社会承认、急于拿自己作品"进场"的文学青年，只有选择油印地下刊物一途。诗的优势是篇幅短小，容易刻印和手抄，地下出版的工本费也不难承担。小说就不同了，谁会辛辛苦苦一篇小说去刻它几大版呢？刻出来密密麻麻谁有耐心去仔细把它读完呢？

我很赞成地下诗刊的大量印行，它确实可以缓和这种不均衡造成的矛盾，刺激和活跃文化市场，也为产生经得起考验的诗人与作品提供了土壤。但我并不赞成一定要把它们与官方刊物对立起来，这没有任何好处，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得了的政治意义或文学意义。事实，只要你写的纯文学，连官方刊物都没有主动去做这种对立的事情。人为对立的结果，只会令人反感，减低文坛同行们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恶化自身的生存环境，束手待毙。吃言饭的人们

被"官方"承认是一回事，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另一回事。当然，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被官方承认的前提。承认还有两重意思，一是认可你是一个作家，一是赞同你这个作家。作品被官方的刊物发表，不能说明这个作家一定被官方赞同。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作家、诗人遭受过那么多的批判、围剿和迫害。

官方刊物不等于官方，这也是常识。只能说，官方刊物常常代表官方，或者执行官方的政策和某些指令。但代表和执行，正说明它本身并不是官。否则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遭到过那么多的改组、查办和停刊。

刊物是由具体的人来办的，这些人大多数和你、我、他(她)，和贝岭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办刊物，组稿发稿，是他们的职业，吃饭的手段，充其量只是整个官方机构运作的一个组件，并不是官方体制本身。如果硬要说吃官饭的人就是官，那贝岭也是一个"官"。如他自己所述，他在官办的大学毕业，在官办的报社担任过记者和编辑，又在官办的大学任教，直至公派亦即"官派"出国。这么些年，他一直是"官方承认"的学生、记者、编辑、大学教师和访问学者，只是没有被"官方承认"为作家而已。

我这么说，目的只是想解救那些被贝岭指责为"官方作家"的文学同行们。只要贝岭自认他是一名官方的记者、编辑、教师和访问学者，那所有的"官方作家"也就都可以安然去就寝了。我想贝岭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还要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怎么忽然变成"官方"的一名代表呢。他当记者、编辑和教师，只是一种谋饭的职业手段，是在除了"官办"没几处地方可去的无奈选择。

那些作家们何尝不是一样。他们总应该有"生存权"，应该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一碗饭吃。他们的作品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领取官方的稿费以及工资，获得官方颁发的文学奖，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他们从极权制度的官方那里得到过好处，就成了他们应该被否定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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