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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稚晚本以为「笑丘生」的话本长期受人追捧，他本人不说豪富，亦绝不无可能与潦倒二字沾边，可偏偏白乐安在长安官场上是出了名的“穷”。

他单薄瘦消，又因身量偏高，远看仿若一根挺立的竹竿，似乎但凡有大风刮过，便可将他吹倒。常年骑着一匹看起来比他还要羸弱的老马，比驴更慢自是不用说，偏偏它每走上一段路，还要停下休息许久。这速度倒是让他那走不快的老奴十分满意，可这老奴不仅耳背，还自幼便饱受口吃之苦，听话传话皆有词不达意之嫌，无论怎么看，都不适合做一个外出随行的仆从。

对此，白乐安的解释是：“瘦马吃的少，老仆要价低，若非这马与仆乃是官员上朝约定俗成的必备，我倒宁愿多喝两口闲酒。长安居，大不易呐。”

他怎么会是「笑丘生」？

若是让崔稚晚自己来排查，定然第一个便将此人排除在外。可李暻既然将人名告知她，便一定是确切的证实过的。既如此，白乐安的钱财到底用在了哪里？

吃喝玩乐，及时享乐？显然没有。

与上官走动？他好歹是景隆十七年进士出身，若是真的将心思放在官途上，何至于至今仍是九品。

但这样一笔不算小的钱财，总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吧？

崔稚晚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兰时又将一张纸呈上。她打开一看，是一个地址，耳边听兰时解释道：“殿下留话说，待诸事平息后，娘子可前往此处，心中疑惑，一看便解。”

所以说，是置业了？倒也合理。

崔稚晚再次将那地址扫过，不由哼笑一声。

要知，朝中高官尚有租房而居者，白乐安又哪里来的底气，整日以“穷”自居？

几日后，朝堂之上的争斗亦尘埃落地，素商将消息带回。

张飞卿如当年崔稚晚的阿兄一般，未能被诡谲的政局高高卷起，最终还是被外放到了下县。虽出身寒门，但既得太子推举，又被圣人盛赞的榜眼郎君，依旧仍要从县尉之职慢慢做起。而重返长安，恐怕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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